贼狂之人当政易于迫害异议者。

既然代表只能代表选民而不是其他，故直接选举就应该成为人大代表选举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应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基本原则，确保制定国家法律的代表们直接对有关的选民基础负责。代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人大代表的选举存在多方面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间接选举和候选人产生机制两个基本问题。这些选举制度安排上的具体的机制缺陷导致了政治组织对代表结构的强有力的控制，代表由此进入干部管理系统，与选民之间只存在着法理上和形式上的责任关系。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所谓的独立候选人也主要是通过选民联名的推荐方式参与竞选的，因此称为联名推荐候选人更加合理。最近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全国各地出现了多位独立候选人，官方回应这一概念无法律依据。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图景：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表再投票选举出代表选民的代表。

当然，间接选举制的背后有着很强的训政色彩和精英主义代表理念，这是官本位和贵族制在中国政治场域中的奇特混合，在中国的县级以上的权力架构中牢固确立了代表—代表式的精英联盟关系，而非代表—选民式的民主责任关系。代表们怎样联系我们这些选民呢？《代表法》第20条规定了代表的集体活动原则，即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这大大加强了法官的工作负担，法官不得不担任一个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社会工作者的任务，而没有时间去进行业务钻研、深造

人权实现，人道可致，大和可成。传统儒家谈仁政原则者多，而论宪政框架者寡。法律共同体由众多个人合和而成。害人之意起，二气互逆，伤人亦伤己。

无为之理源于人性所求。人性趋利避害，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

故脱离宪政支撑，仁政不可得。唐甄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相对缘于多元，多元顺乎自然。当政者如欲有为，则易导致立法限制自由，行政侵害人权。

民为国主，民为邦本，侵主不祥，终致身殃。爱民者自当尊重国民人权。人性实为阴阳二气之运。道家出于史官，绝非偶然。

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传统文化中缺乏三权分立思想。政府伸手过长，市场难得发挥作用。

知气明气守气养气可以有大功于人世。行我之权利无害于他人之权利。

宪政宽容须由司法独立保障。《尚书》说：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一国场气混乱，邻国场气阻塞。冤屈而自抑，则无以达情。因此，礼宪之学不可不讲，现代更是非讲不可。民贵官轻乃为经典儒家所一贯主张。

人我关系最重平等之义。政府权力一向有扩张趋恶之性。

创建适应现代民主法治生活之新礼，应当确立四纲：即人权主义、宽容主义、宪政主义、抵抗主义。纵观上下几千年，无为而治实为宪政大旨。

尊重他人人权，实为尊重自我人权。他人之行使人权，亦应无害于我。

儒家则从仁爱务实出发，认为神化之治难得，仁政王道可行。先有无为思想，然后可以有为。以人权限国权，以民权限政权，此为礼宪之学所应阐明之首要原理。度人则须勿伤和气，以礼相待，尊重他人人格尊严与权利自由。

无为而治可以防止产生窃国大盗。孔子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压迫人权者，二气也不通顺。秦始皇欲霸天下，成万世之王，结果秦政二世而亡。

当政者愈骄矜自困而拒谏，凭势凌人，压制异议，顺向秩序与反向秩序愈易悬殊失衡，政象法象定趋衰败。历史表明，凡行不治之治，多有成就政绩。

闭心不思，结舌不语，亦为我之权。无为而治必然反对不当规制，反规制运动或不规制运动即为无为而治运动。无为有为均以民为本，以人为道。政府纵欲，则国民难以为欢。

中国古代具有宪法效力之礼乃历代沿革所成。病体之气通于他人，则会影响他人健康。

民官有分在于民贵官轻。如果国民能够自名自类自分自由，执政者可以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劳而责成，不用而权效，不求而功得。

为治者贪权务用，任力违真，聚敛夺民，营竞并兼，不该治而治，不该为而为，以规制害自由，以奉官困百姓，此谓有为之害。如从成文宪法观点看，此论固然无错。